新世纪女性作家底层“非虚构”文学思考
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笔者在对底层“非虚构”文学的研究过程中，笔者以新世纪以后女性作家的叙述视角为切入点，试图从创作背景、叙述内容、女作家的性别立场、叙述策略以及价值与局限等方面对其进行总体把握，力求达到对新世纪以后女性作家笔下的底层“非虚构”文学的整体性解读。
第一章从“虚构”到“非虚构”：女性底层文学的创作转变
第一节“公共言说”的内在转向
女性作家寻求在公共话语空间进行自由言说的可能在中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1898年出版的《女学报》就是一次女性表达自由言论的大胆尝试，但是因原创性以及话题性的缺乏而被逐渐遗忘在公众视野之外。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九十年代女性作家在自我表达上逐渐向“私人化”靠拢，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女性作家们退守女性之躯，如陈染的《与往事干杯》《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卫慧的《上海宝贝》等文学作品，通过最鲜明的女性标记以及最尖锐的女性姿态走进男权文化的中心地带，以个人型的自我言说挑战男性中心话语权威。九十年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面临着社会转型的机遇与挑战，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惯性，一些被掩藏的社会矛盾逐渐浮现在生活表层，如城乡二元对立的发展差距，人们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发展的失衡，以及衍生出的各种问题都成为社会中难以忽视的存在现象。其中“底层”作为长期被遮蔽忽视的群体，在现代化的改革进程下逐渐暴露在大众视野，刘旭认为，在当下现代性的话语空间的笼罩之下，人们的精神状态逐渐朝着一种不正常的趋势发展着，社会各阶级的人们被“暴富”欲望所支配着，而对他人尤其是对穷人的关怀已被他们忽视，他们合法地、理所当然地表达着自己的私欲。而随着社会矛盾的逐渐显现，新世纪以后底层社会的民生现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他们不再处于无人问津的社会边缘，而是以新的姿态走进大众的视线中心。
（一）文学呼唤与现实关怀的连结
在现代化快速发展的当下，改革进程中的现实社会呼唤着文学的现实关怀，但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却陷入“纯文学”这一固定模式的窠臼之中。李陀指出：“当社会各个阶层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都在进行激烈的、充满激情的思考的时候，90年代的大多数作家并没有把自己的写作介入到这些思考和激动当中，反而是陷入‘纯文学’这样一个固定的观念里，越来越拒绝了解社会，越来越拒绝和社会以文学的方式进行互动，更不必说以文学的方式（我愿意在这里再强调一下，一定是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当前的社会变革。”作家铁凝在2006年当选中国作协主席时明确指出中国的“作家供养制度”在一定时间内难以取消，而似乎最大的受益者直指以创作“纯文学”为主的作家们，这一供养制度为作家的生活提供了较为全面的生活保障。签约制的作家们在书写过程中将精英意识诉诸于自己的创作理念中，侧重于表达自我的内心体验以及抒发内心情感，以一定的美学追求和审美体验表达自己对文学的活力与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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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行动介入的敏锐与活力
结构模式化、内容苦难化的固定写作模式以及女性作家遗留下的与男权文化对峙的创作心态使九十年代女性底层文学逐渐走向衰落，女性作家以知识分子的心态俯视底层社会，以“纯文学”的固有观念游离于底层社会现实之外，在对自我世界的认知中构造眼中的“底层世界”。在写作策略上，南帆指出当下作家们企图用文学表述底层现实经验，然而知识分子的身份阻断着他们的进入，使他们难以使用底层所熟悉的语言形式呈现真实的底层世界。在写作心态上，王晓华认为作家们在有意识地表述底层、为底层说话之际，他们就已经将自已与底层划分到不同的等级阵营，在表述中流露出某种不自觉地“优越感”。所以作家们试图以同情、悲观的态度书写想象中的底层世界，以主观性的情感体验表达对底层社会的怜悯。而这种缺乏个人经验、凭借自我认知来书写极致苦难化的社会现实的文学现象引起学者质疑。洪志纲指出这是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我之所以认为很多底层写作的作家陷入到一种对苦难的迷恋性怪圈之中，就在于他们笔下的苦难常常处在一种与文明对视的恶境之中。在那里，我们既看不到人类基本的伦理操守，又看不到现代文明的变革前景。很多作品，甚至以颠覆日常生活价值观念为代价，来演绎苦难的生存景象，放大不幸的生活处境。”女性作家将苦难包装成精致的文学商品待价而沽，逐渐偏离底层“非虚构”文学的创作标准。直到新世纪以后文学语境的开放与多元以及2010年《人民文学》对“非虚构”专栏设立的明确性文学表达，终于为女性作家的底层“非虚构”文学带来全新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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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苦难”与“温情”：女性作家的底层“非虚构”生存图景
第一节生态溃败与精神根坻：“农村问题”与“城市边缘”的苦难展现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诸多社会问题逐渐显现，关注民生且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成为全社会应该共同面对的问题。新世纪以后“非虚构”写作的兴起为作家们提供了一条有效的文学途径，女性作家也从私人化的写作模式转向公共话语空间书写，以个性化的行动方式走进底层世界，将底层生活的真实面貌呈现在大众视野。底层“非虚构”文学将关注点放在农村与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身上，他们以真实的姿态存在于女性作家的叙述文本之中，其中“苦难”成为他们生存的代名词之一，在女性作家的底层“非虚构”作品中，底层人民的苦难境况随处可见，笔者分别从农村与城市两个叙述空间对女性作家笔下苦难的底层生活图景进行解读。
（一）激荡中的中国农村问题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中国农村面临着社会转型以及走向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问题。但是随着城乡差距逐渐拉大，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一系列问题也逐渐暴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女性作家们将目光转向激荡中的中国农村，以女性敏锐的行动力走进底层，以作家的“在场”将底层真实生活暴露在大众视野。
1.“留守儿童”的生存困境
城市农民工问题成为上个世纪末的社会热点，而衍生出来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开始进入大众视野。作为农村的主要劳动力，农村青年的去留直接影响着农村的生存命运，城市化的发展推动着他们进城打工，一系列的问题也逐渐浮现：父母离异、家庭重组、教育安全、心理健康等，它们直接影响着儿童价值观的形成。女性作家将知识分子的理性与女性本身的柔和融合在一起，将视角投向农村中这一孤独的留守群体，将他们的生存境况以真实的笔触暴露在社会大众的视野当中，在现实呈现的基础之上体现她们的人文关怀以及社会责任感。女性作家以个体生命的呈现方式书写他们的生存困境以及精神困惑，力图让农村“留守儿童”这一群体浮出地表，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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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异化”与“张扬”：田园乡愁与生命意识的双重变奏
“非虚构”文学的兴起使女性作家将广阔的视野投射到复杂多变的现实社会，以自身的经验为基础，呈现真实的底层。作为与底层社会有着密切关联的女性作家，她们将自身对底层的关怀倾注于“非虚构”文本中，而生活的多样性为女性作家的底层“非虚构”文学写作提供更加丰富的素材，她们力求将真实、全面的底层现实呈现于大众视野。底层生活除却苦难的一面，日常化的温情流露也出现在女性作家的文本之中，作家以独特的女性经验带领读者走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在文本中渗透进作者的社会情怀，带给读者深刻的阅读审美体验。
（一）田园乡愁的踌躇迷茫
从古至今，“乡愁”一直以独立的姿态存在于文学世界之中，在当代语境中，它又以全新的面貌伫立于女性作家架构的底层“非虚构”文本之下。在底层“非虚构”文学中，男性作家通常以过于理性、客观的态度书写底层社会，如萧相风在《词典：南方工业生活》中以冰冷的词典书写模式对工厂生活进行叙述，慕容雪村在《中国少了一味药》中深入传销组织内部，掌握这一团伙组织的基本情况，协助公安机关进行抓捕，对传销组织进行详细描绘，将其危害性以及应对策略进行纪实性的文本书写。而女性作家在社会经验的基础之上将女性的情感体验掺杂其中，与笔下的底层女性一起参与女性场域的情感共鸣。在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之下，农村以一种“满目疮痍”的面貌呈现在大众视野，女性作家将关注投射到这一现状之上，试图在对家乡的叙述中寻求精神共鸣。
何为乡愁？吴兴明认为“乡愁是在社会世界、自然时空和情感世界相互融合之有机状态下产生的一种情怀，一种海德格尔所说的‘居家’的在世状态——青砖碧瓦、父母亲人、山水田园、故人乡音，他们与你儿时的生命亲历融为一体，构成挥之难去的记忆，……那是伴随你一生的永恒的召唤，是在漫长的农耕时代里，几乎所有的民族子弟都念兹在兹、回望无尽的家园”。而在当下女性作家笔下的“乡愁”则呈现出一种异化的状态。梁鸿与黄灯作为“返乡”书写的代表，她们将个人底层生活经验融入笔下的女性场域中，在叙述与聆听的同时与底层女性共同诉说家乡那异化的乡愁，乡愁不仅只是作家的表达，农村女性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暴露乡愁异化后的“哀怨”。梁鸿在“梁庄系列”中对“乡愁”的叙述由“她”与梁庄的“受访者”共同完成。城乡结构的二元对立使农村主要劳动力流失，大量劳动力进城打工，以往的家庭劳作模式被打破，留守女性、儿童成为农村的主要成员构成。在“废墟”中，梁鸿认不出过往家园的原貌，以往，门口枣树“那‘哗啦啦’枣子落地蹦跳的声音，那满筐红色的、饱满的枣子，让人充满了无限的喜悦、满足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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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女性作家底层“非虚构”文学的性别呈现
第一节女性声音与权力的彰显：性别视角下的底层女性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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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个体意识与社会体验：女性作家的生命经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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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女性作家底层“非虚构”文学的叙述策略
第一节本真性·集体性·主观性：柔和的叙述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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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碎片化”组织与“跨文体”表达：交织的叙述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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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女性作家底层“非虚构”文学的价值与局限
第一节女性作家底层“非虚构”文学的价值意义
文学论文参考
新世纪以来，“非虚构”写作随着主流文学杂志和媒体网络的推崇，以强劲的活力姿态出现在大众视野，女性作家凭借自我女性经验和社会经验的融合，选取底层社会这一特殊场域作为自己的书写对象，其敏锐的视角、严谨的态度、独特的社会情怀表达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文学可能，具有一定的价值意义。
（一）多维度的话语体系建构
英国女作家弗吉尼娅·沃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指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①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写作模式在九十年代以后逐渐走向瓦解，女性作家力图打破固有的写作模式来争夺文学话语权。“非虚构”文学的兴起为女性作家突破单一性的创作空间提供文学动力，促使她们将目光转向社会现实生活，以女性独有的敏感与严谨的态度结合“非虚构”要求的“行动”与“在场”，以底层世界作为自己的文学对象，让文学介入现实。在写作过程中，女性作家摒弃以往对狭隘、偏执的内心世界的剖析，主动消除与男性场域的隔膜，建构多元化的公共话语空间，从多个维度关注底层人生，书写社会现实。
结合上个世纪的女性文学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出其在每个时代都展现着区别于男性文学的女性魅力，但是究其本源，似乎女性文学一直与家国命运亦或是个体成长等时代主题联系在一起，而新世纪以后随着现实对文学关怀的召唤，女性作家又将自身的个体经验融入公共话语空间，建构多维度的话语体系，从而实现对底层的全方位关怀。“关注民生问题”以及“书写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成为女性作家关注的重点方向，也是她们走向底层“非虚构”写作的重要标志之一。如阮梅在《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中从多个维度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进行理性分析和深层思考，以一个个真实的案例，将农民工问题、农村教育问题、儿童社会保障问题、未成年人成长环境问题等暴露在大众视野，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乔叶在《拆楼记》、《盖楼记》中围绕土地分配与收益展开，将农民与政府以及农民之间的博弈真实地摆放在明面。文本中，乔叶一改以往农民与政府的固有模式化形象，将农民贪图利益而自私、贪婪的劣性以参与者的形式展现出来，基层政府官员不再是冷漠、强悍的固定形象，而是在与拆迁户的博弈中处于妥协的位置，被学者指认为是“拆解农民的欲望，还原政府官员的本相”。他们愿意在维护自己仕途的道路上满足拆迁户一切不合理的要求，也能够站在拆迁户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乔叶将他们人性化的一面展现在大众眼前。
第二节女性作家底层“非虚构”文学的创作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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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非虚构”的出现为当下的文学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顺应着时代的现实呼唤，将旺盛的文学生命力注入当代文学的内里，以行动力与介入力迎合大众的阅读期待。女性写作从九十年代激进的私人化写作模式中脱离，摆脱了对底层写作的想象建构，在新世纪之初以全新的姿态走向广阔的话语空间，以敏锐与严谨的态度融入“非虚构”文学的写作模式之中。“底层”作为女性作家行动介入的选择目标并非偶然，作为被遮蔽忽视的群体，底层的被挖掘与大众媒体文化以及消费主义的流行息息相关，与商业化的快速发展、意识形态的泛化和中国经济阶层的逐渐分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新世纪以后女性作家对底层现实的“重返”不仅是对当下社会关怀的回应，更是对以往“纯文学”书写模式的反思以及对未来文学发展的展望。
新世纪以后以女性作家林白为代表，实现了女性底层文学从“虚构”到“非虚构”的跨越，女性作家将私人经验融入到广阔的公共话语空间，践行“行动”与“写实”的文学指向，对底层“非虚构”文学进行了文学与现实的密切融合，通过对叙述过程的干预将文化价值观念融入自己的文本之中，实现对底层社会的现实关怀。女性作家对底层生存图景的全方位展现打破了以往文学史中大众对底层的固有印象，女性作家们不再延续“泛苦难化”的单一叙述模式，而是以一种辩证性的思维探寻底层蕴含的内在生命力，从多个侧面剖析底层的内在肌理。女性作家试图从个人型的自我言说向集体型的公共言说靠拢，以理性、客观的态度书写底层现实，但是却忽视了其性别立场的干预，社会性别意识在女性作家的底层“非虚构”文本中或隐或现地存在着，对女性“非虚构”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女性作家在进行文本创作的过程中所运用的叙述策略为当下底层“非虚构”文学的书写提供了新的研究视点，笔者从语言、文体、视角、叙述人等方面进行总结，试图对新世纪以后女性作家笔下的底层“非虚构”文学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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