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称论文：村民参与村务数字化管理的影响机制探讨

本文是一篇职称论文，笔者以sor模型为基本框架，结合moa模型和tam模型，构建村民参与村务数字化管理的影响机制研究模型，利用湖南省538份村民问卷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分析。

一、引言与文献

综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要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及村务和政务公开，是农村基层民主的核心所在，能有效保证广大农民群众直接参加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调动广大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促进农村基层民主发展、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和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基本要求。《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指出，要推广村级事务“阳光公开”监督平台，推进村务及时公开、随时查看。随着互联网在农村的快速普及与应用，各级政府推动数字技术嵌入到村务管理中，村务数字化管理成为新时代农村基层民主创新发展的重要形式，能有效降低村民参与村务管理、村务协商、村务决策和村务监督的成本，化解村务管理透明性、科学性不高的问题，拓宽乡村“自治场域”空间和保障村民参与村务管理的权利。然而在村务数字化管理的实际运行中，政府多采用自上而下的推广方式，较少关注村民参与的动机、机会和能力，导致出现村民参与度不高的尴尬局面，使得原本为优化农村基层民主管理的创新举措变成形象工程。因此，有必要对村务数字化管理的村民参与及其影响机制开展研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以提升村民参与度，充分释放村务数字化管理效能，推动中国式农村基层民主管理现代化发展。

村务数字化管理是以数字化赋能农村基层民主管理，搭建便民互动的村务数字化管理平台，有效促进村务信息公开，不断增强村务管理与监督的及时性、主动性和透明度，实现农村基层权力规范运行的过程。作为乡村数字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村务数字化管理不仅受到各地农村的积极推崇，也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其一，村务数字化管理的动因。数字技术具有重塑公共管理价值、优化公共管理流程、促进多元主体协同等作用。数字化赋能村务管理，能够拓展乡村自治时空，再造乡村治理流程，重构乡村治理体系，推动村务管理方式创新与效能提升，从而破解村务管理中村民参与的时空受限制、积极性不高、意见表达失语与反馈失灵等问题。其二，村务数字化管理形式。各地运用互联网、新媒体、云平台等技术探索村务管理数字化形式，涌现出“三湘e监督”“浙里办”“掌上基层”等应用程序或小程序，“互联网+监督”“村务云”“村情通”等网站平台，村民微信群、村民qq群等网络社交平台，为村民参与村务管理和畅通干群沟通渠道搭建数字化通道。其三，村务数字化管理的困境。财政支持不足、基础设施不健全、信息共建共治共享推进缓慢等数字乡村建设问题；数字意识薄弱、数字技能不高、公共精神衰落等村民参与能力问题；乡村数字治理整体性规划设计缺乏、乡村数字治理表面化与形式化、乡村数字治理平台性能有限等政府政策和管理问题，是当前村务数字化管理顺利推进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其四，村务数字化管理改进对策。学者们提出，通过顶层设计与政策安排来优化乡村数字治理整体性规划，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乡村数字技术培训，提升乡村治理主体数字素养，创新组织整合流程与功能整合机制，促进乡村数字管理平台可持续运行，加快乡村数字化管理高质量发展。

综上，目前学者对乡村数字化管理的研究较为丰富，但已有研究侧重于探讨乡村数字化管理领域中宏观层面的理论构建和路径选择，而较少关注乡村数字化管理中村民实际参与问题。村民是乡村数字化管理的参与主体和受益主体，关注乡村数字化管理的村民参与及其影响机制，对于推进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以刺激-机体-反应理论（sor）为基本框架，结合动机-机会-能力模型（moa）与技术接受模型（tam）探究村民参与村务数字化管理的影响机制，为我国乡村数字治理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sor模型一般用于探究各种内外部刺激因素对个体认知或心理的反应，并以此预测个体意愿和行为，该理论框架被广泛运用于行为分析研究。本文以sor模型为基础，结合moa模型和tam模型，对村民参与村务数字化管理影响机制进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moa模型

moa模型认为人的信息接受与处理行为受动机、机会和能力的共同影响。在村务数字化管理中，村民的参与行为受到个体民主管理动机、信息技能和外部机会的影响。因此，moa模型可用于分析村民参与村务数字化管理的影响机制。

1.动机（m）

动机是激发个体产生某一行为的推动力。村民参与基层民主管理的动机主要为维护集体公利、小团体共利、个体私利等经济动机，以及公民政治权利、责任意识等非经济动机。有学者将动机作为外部变量纳入tam模型中，并证实动机对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产生正向影响，对感知风险性产生负向影响。村民参与动机可以反映出其希望村务数字化管理能够高效、便捷、安全地促进村务查询、管理互动、反馈回应，维护自身及公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当村务数字化管理达到村民管理期望时，村民对村务数字化管理的感知有用性和易用性便会提升，而感知风险性则会降低。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1：动机正向影响村民参与村务数字化管理的感知有用性；

h2：动机正向影响村民参与村务数字化管理的感知易用性；

h3：动机负向影响村民参与村务数字化管理的感知风险性。

2.机会（o）

机会是个体行为产生时面临的外部环境因素，与外部客观环境和个人主观感知有关。就本文而言，村民参与村务数字化管理的机会主要指政府及相关机构所提供的政策宣传、平台渠道与网络设施。这些外部环境因素会影响村民对乡村数字化管理的有用性、易用性和风险性感知。近年来，党和政府出台了推广乡村数字化管理的政策文件和保障措施，有助于促进村民有序参与村务管理和创新发展基层民主自治。如果农村基层组织能结合当地实际对乡村数字化管理有效开展宣传培训、平台建设、服务保障等工作，那么村民对村务数字化管理的兴趣和认知会得以激发，从而助于提升有用性、易用性感知，降低风险性感知。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4：机会正向影响村民参与村务数字化管理的感知有用性；

h5：机会正向影响村民参与村务数字化管理的感知易用性；

h6：机会负向影响村民参与村务数字化管理的感知风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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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一）研究对象

本文以湖南省村务数字化管理平台为研究对象。2017年，湖南省委省政府为加强村级事务管理和权力监督，正式上线运营村务管理数字化平台，覆盖全省所有行政村。湖南创建“互联网+监督”门户网站、移动app、终端查询机以及“三湘e监督”微信公众号等平台，逐步实现信息发布、民情收集、议事协商、公共服务等村务管理线上与线下同步运行。村民在平台实名注册后，便可随时随地查询村务、财务等信息，并进行意见反馈，参与村务管理。村务数字化管理平台在湖南省广大农村推广普及，使村务管理由现实的物理场域拓展到网络的虚拟空间，成为新时代湖南省村务管理的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具有推送信息量更大、关注度更高、公开范围更广等优点，极大方便外出务工以及远离村委会的村民参与村务管理，促进农村基层民主创新发展。以湖南省村务数字化管理平台为例，研究村民参与村务数字化管理的影响机制，具有典型代表性。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22年7—8月课题组对湖南省15个县（市、区）部分村民开展的问卷调研。为了确保样本的有效性和均衡性，调研采取分区随机抽样的方式，即按照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将湘东、湘南、湘西、湘北、湘中等5个地区所辖县（市、区）划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每层各抽样1个县（市、区），每个县（市、区）随机抽样调查约45名村民。因考虑到部分村庄存在大批外出务工人员，本次调研采取线上“问卷星”调查和线下面访式问卷调查两种形式，共回收问卷669份，剔除问题回答前后矛盾、网上问卷填写时间过短以及答案重复率超过90%的无效问卷，共得到有效问卷538份，问卷有效样本回收率达80.42%，样本数量符合社会科学最小样本数和结构方程模型中型样本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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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果与分析

（一）样本总体状况

村民参与动机、机会、能力的均值分别为3.649、3.404、3.137，说明村民内心比较希望通过参与村务数字化管理来满足维护自身利益动机、维护村中公平正义动机和满足政治兴趣等动机，同时随着数字乡村建设推进，村民参与村务数字化管理的网络设施条件大大改善，但是村民数字素质不高制约其参与村务数字化管理的能力。村民感知有用性、易用性、风险性的均值分别为3.740、3.085、3.533，说明村民认为数字化能够有效赋能大家参与村务管理，但村务数字化管理平台不太符合村民简便易用的要求，且村民对平台的风险性存在担忧。村民参与村务数字化管理的意愿和行为的均值分别为3.408、2.896，说明村民参与意愿总体略高于平均水平，而参与行为总体处于较低水平。村务数字化管理虽然促使村民与村务“面对面”“零距离”，引发村民对其认知和心理变化，但受传统管理方式的惯性作用、村民数字技能不娴熟等因素影响，部分村民有参与村务数字化管理的意愿，却在实际管理中没有付诸行为，即存在部分村民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不一致的现象。

（二）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文采用cronbach’α系数法对问卷的各变量进行信度检验，首先利用kmo和bartlett样本测度对观测变量进行显著性检验，计算聚合效度。表2的检验结果显示，8个潜变量的cronbach’α系数均高于0.7，说明问卷数据具有较好的信度；总量表的kmo值为0.901，大于0.8，总体的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6 345.730（sig.<0.001），说明问卷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聚合效度检验通过利用amos26.0计算各测度项的因子载荷来完成，各测度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6，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效度，可以用该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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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为探究村民参与村务数字化管理的影响机制，创新与完善村民民主管理方式，扩大村民有序政治参与和提升基层民主管理效能，以sor模型、moa模型和tam模型为基础，构建村民参与村务数字化管理的影响机制研究模型，依据湖南省538名村民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村民参与村务数字化管理的意愿与行为仍有待提升，以进一步释放村务数字化管理对扩大村民有序政治参与和促进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效能。第二，动机、机会和能力是催化因素，这些因素一般能够显著影响村民对村务数字化管理的有用性、易用性及风险性感知，并通过三者对参与意愿产生间接影响。第三，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对村民参与村务数字化管理意愿起正向促进作用，感知风险性起负向制约作用，三者通过参与意愿显著影响参与行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完善村民数字化管理平台，提供村民参与的良好机会。瞄准扩大村民有序参与村务数字化管理的目标，实施技术与制度双轮驱动，以“简便易用、性能稳定、高效有用、安全可靠”的技术赋能“扩大参与”，以“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规范“有序参与”，不断完善村务数字化管理平台。第二，加强宣传推广，激发村民参与的内在动机。通过典型村示范和多媒体宣传推广，多途径、全方位展现和宣传村务数字化管理的价值目标、具体形态与优势特色，让村民真切感受到村务数字化管理的实际效能，激发广大村民的参与兴趣与内在动机，让村务数字化管理成为新时代创新发展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途径。第三，强化村民培训，提升村民参与的能力素质。协同发挥政府、学校、企业、社会等各方优势，分目标、分阶段、分类别对村民开展形式多样、贴近生活的村务数字化管理能力培训，全面增强村民数字技能和民主管理能力，破解村民在村务数字化管理中因技能受限而难以参与的困境。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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