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社会网络对企业韧性的影响探讨

本文是一篇工商管理论文，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根据资源依赖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探索了高管社会网络位置对企业韧性的影响，并从外部监督视角探究媒体关注在高管社会网络与企业韧性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构建相关研究模型，通过对2011-2020年的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样本的分析，实证验证相关假设。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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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剧，经济下行周期既难以预测又无法避免，海内外各大实体经济受到重创，特别是疫情以来，企业倒闭、裁员和降薪的事件屡见不鲜，据调查显示，全球企业破产将大幅提速，2020年和2021年分别上升17％和16％，创历史新高。尽管面临国内外市场环境变化、全球新冠疫情蔓延等多种未知风险，诸如美的、海尔等企业的发展却呈现出持续向好的态势，为什么这些企业如此与众不同？是业务相关，还是运气使然？让这些企业“独善其身”的法宝就是增强企业发展的韧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和基本面长期向好的态势长期保持，面对新问题和新挑战，仍需要与时俱进提升经济韧性水平，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提升企业的韧性。韧性作为一个跨学科概念被引入企业管理领域，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应对危机时表现出的弹性。韧性根植于企业内外部资源、环境、结构、运营方式等要素中，包含企业遭遇危机时抵抗、恢复和维持运转的核心功能，也包含企业适应危机、超越原有绩效水平的成长壮大的功能，化劣势为优势的能力。企业韧性不仅是上市公司在危机中保持原有状态的抵抗能力，即保持经营结构和功能稳定性的能力，还包含适应长期动态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以及在不确定环境中的成长能力。这种适应性视角下的企业韧性突破了单一均衡恢复论的观念，使得企业发展具有多样化创新和发展特征，让高韧性的企业实现了逆势增长。
组织战略、资本、关系、领导力和文化等是形成企业韧性的重要驱动因素。其中，“关系”是管理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互惠互动关系，是企业韧性形成的基石。根植于中国人情社会的“关系”使得个体在遇到危机与动荡时具有良好的抵抗和恢复能力，这种“关系”延伸到企业管理领域则主要体现在企业管理者所嵌入的社会网络。实践生活中，高管因业务需要同其他社会组织、个人等形成许多关系，这些业务关系所形成的高管社会网络影响着决策（杨生斌等，2016）。一方面，高管作为嵌入社会结构中的个体，借助社会关系形成的外部关系网络能够实现市场信息和资源快速流动和再分配。在不确定冲击来临时，高管具备足够的知识与经验与社会私人信息支持等，将信息优势转化为当前企业发展所需资源，在抵御风险、适应环境和长期成长方面科学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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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目的与意义
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中国社会更加注重人际关系的培养和使用。立足于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以及现阶段不确定冲击环境下企业发展亟需的能力，研究高管社会网络对企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2.1研究目的
第一，探索高管社会网络对企业韧性的作用机制。本研究将主要通过文献综述法与实证研究法，基于社会网络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与信息不对称理论，探究高管社会网络和企业韧性二者间的关系，深究高管社会网络对企业韧性的影响路径，揭示其作用机理。
第二，明确高管社会网络与企业韧性的作用边界。考察媒体关注在二者关系之间的调节效应，试图找到影响高管社会网络与企业韧性之间关系的边界所在，以更有效地发挥高管社会网络对塑造企业韧性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深化和拓展高管社会网络对企业韧性的研究。
第三，提出动荡环境中中国企业韧性的提升和治理完善的策略和建议。综合文献综述的理论推演过程以及假设检验的实证结果，分析并识别提高企业韧性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关键因素，提出具有建设性的相关政策和建议。
1.2.2理论意义
第一，揭示高管社会网络对企业韧性的作用机制。以往研究虽有关注到社会网络对企业韧性的作用，但没有涉及到对企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高管及高管自身的社会网络，本研究通过对高管社会网络与企业韧性的影响研究，试图打开高管社会网络对企业韧性影响的“黑箱”，建立高管社会网络与企业韧性之间的联系并进行验证。
第二，为企业韧性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以往研究关注高阶理论、动态能力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并未将社会网络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正式纳入研究。因而本研究将社会网络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以及信息不对称理论用于解释高管社会网络对企业韧性的影响，同时结合中国背景探索长期不确定环境下新的企业韧性维度，为企业韧性的形成提供了新解释。
第三，拓展高管社会网络对企业层面后果的作用边界。通过探究媒体关注在高管社会网络与企业韧性之间发挥的作用，揭示高管社会网络对企业韧性的作用边界。高管社会网络发挥作用的程度会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以外部监督层面为切入点，拓宽了高管社会网络和企业韧性的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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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文献综述
2.1高管社会网络的相关研究
2.1.1高管社会网络的概念界定
社会网络作为一种新式社会学研究范式在20世纪70年代初步应用于管理学领域。社会网络范式关注“关系”这种非正式制度在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中的应用，能够有效地分析个体互动对组织管理和发展的作用，因此也是对管理学相关理论的补充。社会网络是点（行动者）和线（联系）构成的网状社会结构，这里的行动者可以是个人、组织、企业、国家、经济体等实体，联系可以是同事、老乡、校友、联盟等关系，强调个体行动者行为及相互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征。社会网络定义主要根据社会网络的形成结构和社会网络发挥的作用来阐释。比如mitchell（1973）将个人之间的独特的联系视作社会网络。granovetter（1973）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关系网络的概念，把它界定为由于沟通、接触等原因，在人们之间或者组织间所产生的某种关系，这一关联就是网络上行动者所从事的物质、信息和知识活动、乃至感情等系列资源的承载者。社会关系网络可以分为强关系、弱关系两种类型。行动者可以借助于与社会网络成员之间的连接，进行资源分享交流，社会网络所反映的行动者间强弱关系具有不同功能，同时也指出弱关系可以帮助获得更多外部非冗余信息和资源。
高管社会网络一般指的是企业高级管理者的关系网络，被定义为高层管理人员与员工和组织之外的其他行为者之间的关系系统，是及时获得外部环境和组织状态相关信息的主要来源（christopher，kevin，2003）。公司治理领域最常见的是社会网络主要是董事连锁网络，相关学者将董事网络定义为公司董事会的董事个体以及董事之间通过至少在一个董事会同时任职而建立的联结关系的集合（谢德仁，陈云森等，2012；孙宸，庄新田，2021）。此外，根据网络联结主体的不同，还可以由独立董事网络和ceo网络等表示高管社会网络。独立董事社会网络是独立董事兼职形成的联结关系（许楠，曹春方，2016；余晨阳，何流，2019）。而ceo社会网络则是公司ceo的社会关系形成的网络，可分为外部嵌入和内部嵌入网络，外部嵌入网络用ceo是否外部聘任、曾在外就职岗位数等表示，内部嵌入网络用ceo内部持股比例、任期等表示（王福胜，王摄琰，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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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企业韧性的相关研究
2.2.1企业韧性的概念界定
源于物理学的韧性（resilience）由meyer（1982）首次引入企业管理领域并形成“组织韧性”的相关研究。管理学领域关于韧性的研究源于对个体层面的积极心理学分析——个体韧性（desjardine et al.，2019），由个体层面的韧性延伸到组织层面的韧性即组织韧性，企业的组织韧性即为企业韧性。组织韧性是组织面对危机或逆境中崛起不可缺少的特性，源于创造或保留资源（认知、情感、关系或结构）的过程和动力，其形式足够灵活、可储存、可转换和可延展，使组织能够成功应对意外事件并从中学习（hassan，galal，2018）。学界对组织韧性的解释视角有多种，主要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观点。基于静态的观点从特质以及结果两个视角给出解释。静态特质观认为组织韧性是组织的一种基本的面对逆境的特质，能够在不确定挑战下消除危机（horne，orr，1997；王勇，蔡娟，2019）。静态结果观认为组织韧性能够让组织在危机中良好应对，并在危机中恢复和生存的特质（sahebjamnia et al.，2018；sincoráet al.，2018）。基于动态的观点包含能力和过程两个视角，能力视角将组织韧性视为组织能够在危机事件生存、适应和发展的能力（ma et al.，2018）。mcmanus（2008）使用扎根理论方法探讨了新西兰企业的组织韧性，并认为组织韧性应包括情境意识、关键脆弱性管理和适应能力，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动态能力（wildavsky，1988）。而动态过程视角注重危机事件的冲击下组织韧性的形成过程，认为组织韧性是组织的动态进化过程或者结构，采取组织建设措施帮助组织调整、应对困难的过程（ishak，williams，2018）。一般而言，具有“战略适应力”和“组织反脆弱”的特征成为高韧性企业必备的能力特征，即企业面对不确定环境的生存发展和风险应对能力（王永贵，高佳，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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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3.1理论基础
3.1.1社会网络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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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资源依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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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研究设计
4.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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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变量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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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5.1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5.1.1描述性统计
由表5-1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所选样本的企业抵抗能力、企业适应能力、企业成长能力的均值分别为-0.1229、-1.1706、2.4267，其中企业抵抗能力的最小值为-0.3511，最大值为-0.0409，标准差为0.0567，差距不大，说明各企业的财务波动较小，抵抗能力较强；企业适应能力的最小值为-1.7321，最大值为-0.2921，标准差为0.3682，差距较小，说明各企业适应能力差异较小；企业成长能力最小值为-7.4454，最大值达到47.9334，标准差为2.4267，可见各企业的成长能力差距较大。样本企业的高管社会网络中心度两个指标的最小值均为0，最大值均为8，均值分别为3.7980和4.9204，标准差分别为2.5711和2.5269，可见不同企业高管社会网络中心度差距较为明显。高管社会网络结构洞的最小值为0，最大值达到0.8967，标准差为0.2448，说明不同企业所处的高管社会网络结构洞存在差异。媒体关注最小值为0，最大值达到4.65539，标准差为1.1595，不同企业的媒体关注存在差距。

5.1.2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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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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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研究结论与展望
6.1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根据资源依赖理论、社会网络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探索了高管社会网络位置对企业韧性的影响，并从外部监督视角探究媒体关注在高管社会网络与企业韧性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构建相关研究模型，通过对2011-2020年的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样本的分析，实证验证相关假设，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高管社会网络与企业韧性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高管社会网络中心度和结构洞丰富度对企业抵抗能力、企业适应能力、企业成长能力均有积极促进作用。在更换自变量指标、滞后一期以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后结论依然成立，说明高管社会网络带来的资源和信息能够有效转化为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中逆势增长的重要能力。这与以往大多数学者认为高管社会网络有助于提升企业能力的观点一致（collins，clark，2003；vandervegt，2015；el-khatib，2015；markóczy et al，2013）。高管社会网络中心度和结构洞对企业韧性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表明高管社会网络是企业韧性的重要前因变量。高管社会网络中心度是信息优势数量的来源，面对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决策困境可以由大量的信息量缓解，高管社会网络中心度高说明多个企业之间的共同高管数量更多，合作机会也更多；高管社会网络结构洞是非冗余信息的传递桥梁，有助于企业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快速获取有用信息和调动资源。这与张吉昌等（2022）基于“资源-能力-关系”框架分析的中国民营企业韧性形成机制相符合，当企业面临危机时，需要有优质资源作为支撑，帮助企业实现抵抗风险、适应环境并且实现长期业务增长。具体而言，企业高管是企业的领头羊，有带领企业度过危机和实现逆势增长的责任和义务，因而高管在经营管理企业过程中会有意识发展自己的社会网络以获取一手信息和资源，助力企业发展。并且，高管社会网络不是短期形成的，是需要在高管通过不断的沟通和联系相关人员以共同的规范和信任建立起来，这种规范和信任关系在外部不确定风险来临时显得尤为重要和可靠。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