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的社会公平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探讨

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论文，本研究使用“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所统计的数据为研究对象，针对社会公平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展开了研究，并验证了政治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和社会包容度的调节作用。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背景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正所谓‘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乱？失民心而已！’社情民意是观察政治问题的晴雨表。”“民心所向”其实就是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国一直都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该战略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有了质的飞跃，但在发展过程中却忽略了社会治理的问题；与此同时，因为我国不断地深化社会转型、调整利益格局，同时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也在不断觉醒，所以一些社会矛盾逐渐显现出来，矛盾的凸显导致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有所下降。爱德曼公司发布的《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对全球各个国家的政府信任度进行了测量，测量结果也显示各国政府信任度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
爱德曼公司在2012年至2021年对中国的政府、媒体、商业和社会组织的信任度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自2012年以来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逐年增加，但在2018年出现了显著的下滑，并在2018年达到了最低点。2020年中国政府坚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正是政府在2020年抗击疫情过程中的出色表现使民众对其的信任度有所提高。但截至2021年1月，中国政府的信任度又出现了显著的下滑。政府信任的不断波动或许是由于制度绩效因素、文化因素、媒介与信息因素等引起的，同时社会中一些群体性事件、公共危机事件的频频发生，如“唐山打人事件”“大理截留口罩事件”等也对政府信任产生了影响。种种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我国的社会稳定，而它们也受了到政府公信力不足和政府信任缺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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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第一，对于社会公平感和政府信任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学术界较为活跃的话题，并且学者们也将社会公平感作为一个影响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进行研究，对二者关系的研究也相对比较活跃。但以往研究对于社会公平感与政府信任的中间机制的讨论相对较为缺乏，因此本文加入了政治效能感作为中介变量，社会包容度作为调节变量，研究社会公平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化了对于社会公平感对政府信任影响问题的研究。
第二，政府信任是本研究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但以往大部分研究并未对政府信任与政治信任进行区分或说明。本研究将政府信任定义为政治信任的维度之一，并非等同于政治信任，更好地厘清了政府信任与政治信任的关系，能够更好地解释公民对于政府的信任从何而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对该问题研究的不足，丰富了在政府信任方面的研究内容。
第三，本研究构建了以政治效能感为中介变量，以社会包容度为调节变量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二者在社会公平感与政府信任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与调节作用。有助于更加科学和多角度地认识社会公平感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能够更加有针对性地提高政府信任，维护社会公平。
二、现实意义
第一，对于社会公平和政府信任关系进行的研究，不仅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同时也是当前各级政府所面临的重要课题。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急剧变化和转型的关键时期，为了更好地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各级政府更应深入探讨是何因素影响了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程度，研究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对于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意义深远，能够为构建高信任度的政府、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第二，本文将社会公平和政府信任相联系进行研究，可以深化对于二者关系理解的同时，能够为研究新时代背景下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提供一定的启示。同时，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到是何种因素对政府信任有所影响，这对更好地改善政府工作方法，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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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第一节理论基础
一、公平理论
公平理论起初回答的是企业的工资报酬分配是否合理公平的问题，最早是由亚当斯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一个人会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得失与他人的得失进行比较，或与自己曾经某一时间段的得失进行比较，最终比较的结果将决定未来自己的工作效率与工作积极性如何（孙伟，2004）。该理论的提出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该理论依旧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该理论无法进行量化测量，由于公平与不公平都属于人的主观判断，因此不易测量；此外该理论聚焦于个体却忽视了群体，管理者所追求的并非是每个个体都认为所处环境是公平的，而是使该群体内的绝大多数成员认为所处环境是公平的。该理论所强调的公平属于结果公平，在该理论视角下，个人将无视其他因素的影响，只针对最终的结果进行判断，而这一判断由于考虑因素不全面，实际上也是有失公平的。
我国学者则结合了我国的基本国情以及其他会对公平产生影响的因素，对公平问题进行了新的探讨，在公平理论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新的理论。我国学者们认为群体是由无数个个体所组成的，整体的公平感不应只局限于一个个体的感受与判断，而是要全面地考虑大多数的人感受与判断，只有当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感到公平时，该群体才是公平的，这便是群体公平理论。群体公平理论认为，在一个群体中，认为群体是公平的人数占群体总数的比例能够反映出该群体的公平程度，比例系数越大，则该群体的公平程度越高，比例系数越小，则该群体的公平程度越低（李保润，1996）。
社会是由无数群体组成的，社会是群体的映射，对社会公平的测量也能够反映出群体的公平程度。因此，本文将公平理论运用于研究之中，将政府视为管理者，将公民视为员工。政府作为企业管理者，要想让员工也就是公民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就应该努力地建立客观的公平标准，该标准建立后应使大多数人能够感受到自己的付出与收获是等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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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研究综述
一、政府信任
“民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国家执政亦强调一个信字。信任是人与人相互理解的基础，也是民众理解国家的基础。对于“信任”的解释通常是从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三个学科角度来进行的，经济学家倾向于将“信任”视为一种“社会资本”（putnam et al，1994），同时也是一种对他人心存算计的情感（williamson，1993）；心理学家认为“信任”是信任者和被信任者在与彼此的交往过程中对对方的个性特征等内在属性所产生的一系列认知（rotter，1967；tylertom，2006）；社会学家则认为信任是人与人在社会中进行交往后所产生的一种心理情感（granoveeter et al，1985；zucker，1986）。经过时代的发展，“信任”不仅仅在人际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有助于促进社会合作，降低交易成本（麻宝斌等，2019）。“信任”包含着人际和制度两个层面，通常将人际方面的信任称为人际信任，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等因素；将以契约、法规、制度作为约束的信任称为制度信任，其中就包含了政府信任（thomas，1998）。现在，人们对于政府的信任不仅仅是对于政府的一种“褒奖”，更成了政府现在所拥有的一个“宝藏”，它的重要性在许多方面都得到了体现，比如能够使政府得到民众的政治支持、维护社会的法律秩序和推进社会各方共同合作治理等（麻宝斌等，2019）。
（一）概念界定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最先提出要将政府信任作为单独的概念来进行研究（刘米娜，2011），政府信任最初出现在美国的全国选举中，是由stokes（1962）将其进行的引入。随后，亨廷顿（1998）又提出了狭义的政府信任的概念，他认为政府信任指的是民众对于具体政府的信任，比如民众信任县级政府却不一定信任省级政府，信任省级政府也不一定信任县乡级政府。norris在此基础上于1999年提出了更为广义的政府信任的概念，他认为政府信任不单单只是对于具体政府的信任，而应包括三个层面的信任，分别为最高层面的信任，这是第一层面，指的是公民对于国家的信任；第二层面是公民对于政治制度的信任；第三层面是公民对于具体的政治行为主体的信任，比如县级政府。但无论是亨廷顿所提出的狭义的政府信任的概念，还是随后norris所提出的三个层面的政府信任的概念，二者均是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对政府信任进行定义。而学者们对于政府信任的研究逐渐深入以及近年来政治学的不断发展，使学者们不再局限于政治学这一单一的学科视角，而是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政府信任的概念、内涵、外延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理论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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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居民的社会公平感对政府信任影响的理论分析
第一节社会公平感对政府信任的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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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政治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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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居民的社会公平感对政府信任影响的实证分析
第一节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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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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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研究结论与实践启示
第一节研究结论

一、社会公平感对政府信任的直接影响
本研究使用“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所统计的数据为研究对象，针对社会公平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展开了研究，并验证了政治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和社会包容度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以往文献进行梳理与总结，为研究居民的社会公平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借助了实证研究的方法对该模型进行了检验，对研究提出假设的验证结果如下：

行政管理论文参考

通过对人口学变量进行差异性检验分析发现，性别除在分配公平上无区别外，在其他变量中都存在区别；婚姻状况则在政府信任、程序公平、分配公平、政治效能感和社会包容度五个变量上都存在差别；学历所呈现出的结果与婚姻状况也相同；收入水平的不同则会导致居民的政治效能感与社会包容度的不同。
将本文的研究成果与以往研究成果进行对比后发现，本研究所呈现出来的见解与已有研究成果存在相同点也存在不同点。从共同点看，社会公平感会对政治效能感与政府信任产生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从差异因素来看，第一，本研究将政治效能感放入研究二者关系的模型中，且将社会公平感分为程序公平与分配公平两个维度，结果显示政治效能感对二者的影响有所不同，其中对程序公平的影响比对分配公平的影响更大，从这一结论可知，公民或许对程序公平更为看重，且程序的公平与否更能够影响公民的感受与行为；第二，本研究将社会包容度作为调节变量放入模型中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包容度对于分配公平的调节作用更大，其原因或是因为分配公平能够直观地表现为报酬收入的平等，而报酬收入是居民能够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的；第三，社会公平感并非越高越好，其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是有限的，仅在一定范围的水平内其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程度才最大。

二、政治效能感对政府信任的直接影响及其发挥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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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