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及提升策略思考

本文是一篇mpa论文，本文采用基尼系数双维分解方法，从空间结构和指标构成两个维度，揭示中国区域农业绿色发展差异及其来源，并借助分布动态学模型深入考察中国省际农业绿色发展的动态演进趋势，立体展示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的提升潜力和发展方向。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研究背景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而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正是农业领域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的具体实践。农业绿色发展是全面实施节约战略、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选择，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奋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2022年6月，“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农业资源保护、农业面源污染、农业生态系统修复、绿色低碳产业链条构建等农业绿色发展相关领域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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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们仍需理性面对中国农业绿色发展中的问题和挑战。一方面农业以资源消耗为基础的原始运作模式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使得在农业实现快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恶化，农产品质量堪忧，优质安全农产品的需求供给出现结构性错配。数据显示，中国化肥综合利用率不高，耕地面积占比不到全球总量1/10的情况下，化肥施用量却占全球总量的1/3。这已成为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原因，中国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居高不下，进一步加剧了土壤和水体污染风险。农业生产活动对资源环境具有较大负外部性，而农业作为一个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禀赋的部门，从长远来看，自然资源条件将严重影响到农业生产、农产品质量和生态环境的安全。另一方面，部分区域存在农业资源环境超载、农业生产布局与水土资源空间格局不匹配等问题，资源硬约束日益加剧，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供给受到威胁。据统计，2009～2019年中国耕地年均净减少超过1100万亩，其中，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的黑土地水土流失严重，2019年东北黑土地水土流失面积更是超过黑土地总面积的20%。根据水利部资料显示，全国近二分之三的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现象，年缺水量达五百多亿m3。北方部分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率更是超过100%，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农业作为用水大户，其用水量占比常年维持在60%以上，但农业用水浪费严重，节水潜力巨大。从长期来看，中国水土资源紧缩，资源约束问题制约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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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1.2.1农业绿色发展概念内涵的发展
绿色发展理念是逐渐演变的现代化理念。国外关于“农业绿色发展”理论研究与实践相对较早，“生态农业”（eco-agriculture）最早在1924年欧洲兴起，随后生态农业模式在世界各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1935年英国农学家霍华德（howard）首次提出“有机农业”（organic agriculture）的概念，随后该农业模式不断推广应用，得到了良好的效果。1945年美国绿色农业的先驱罗代尔（rodale）首次提出替代传统农业的“绿色农业”（green agriculture），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绿色农场——“罗代尔农场”，此时绿色农业是强调使用新技术手段来代替传统，来实现自然无限循环的生态模式。由于当时科学技术的欠缺和广泛的不认同，导致绿色农业模式的发展推广极其缓慢。20世纪80年代，现代石油农业发展模式带来的负面影响已不可忽视，1980年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至此世界各国纷纷将绿色农业发展提上日程。就农业领域而言，可持续农业是指采取具体的方法来合理地利用与保护自然资源，并通过更新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引入技术和制度改革，以确保当代人类及其后代对农产品的需求。为了规范农业可持续发展，以欧盟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设置有机农业标准、颁布法律法规支持绿色农业的发展。
国内对于“农业绿色发展”的理论研究相对较晚。20世纪80年代，我国专家学者最早将农业与生态学结合起来研究生态循环农业，强调农业的生态平衡、生态系统、生态循环、生态效益等方面。进入21世纪，农业生产要素投入不断增加，农产品产量连年增长的同时，引发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绿色农产品的刚性需求给农业绿色发展创造了现实条件。这一时期，研究观点集中在农产品消费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资源环境消耗等方面。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绿色”发展理念，为农业绿色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政策依据。诸多学者分别在农业领域的环境污染、绿色科技、资源消耗等多方面展开深入研究，自此，农业绿色发展的范畴趋向多元化、丰富化。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国内学者开始探索中国特色农业绿色发展的概念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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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农业绿色发展理论基础与实践历程
2.1  农业绿色发展理论基础
2.1.1外部性理论
外部性理论（externality theory）是基于各个经济学派的思想观点不断发展而来的，其最早可以追溯到灯塔理论和外部经济的论述。剑桥学派奠基者西奇威克（sidgwick）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认识到外部性的存在。随后，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新古典学派创始人马歇尔（marshall）首次提出“外部经济”的概念。在前人的开创性研究基础上，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pigou）将其分为了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并对外部性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系统性论述。而后，新制度经济学奠基人科斯（coase）也对传统外部性理论进行了创新发展，在1960年出版的《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了“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外部效应理论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经济理论，是市场在生产领域中无效率的表现，自然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是最典型的外部性问题。因此，面对农业经营方式粗放、农业面源污染及农产品质量堪忧等外部性问题，政府首当其冲，迫切需要做出一系列政策回应和制度安排。
2.1.2协同理论
协同理论(synergy theory)，也被称为“协同”或“协同效应”，是一门基于跨学科研究的新学科。1971年著名物理学家哈肯（hermann haken)）首次提出“协同”概念。该理论的主要思想是协同造成有序，即受外部因素的影响，系统各个要素之间会产生紧密的耦合关系，最终让体系从混沌无序状态转变为稳定有序状态。1976年weick率先将协同理论运用到教育管理的问题处理当中。就农业领域而言，早在1999年任继周院士就提出，协同效应是农业系统的必要属性，协同理论充分利用农业各子系统的功能，使农业系统的整体功能大于局部功能的总和，实现整个农业系统功能的最大化，在农业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农业系统协同效应不仅涵盖了不同农业子系统的协同反应，还涉及到粮食安全与水资源、耕地资源、农业物资投入、劳动力成本等微观层面因素的协同，以及粮食安全与经济发展、城镇化、环境规制、市场开放、技术进步等宏观层面因素的协同。本研究有效借鉴了协同理论的精髓部分，来进行相关农业绿色发展指标的选择，对整个指标体系起到完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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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农业绿色发展实践历程
2.2.1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时代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资源匮乏、污染和环境破坏的高昂代价。长期以来，我们总是强调农业资源大国，却掩盖了整体农业资源不足的事实。此外，从根本上没有扭转传统农业发展方式，最终导致农业生产面临着资源匮乏和环境恶化的双重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挑战。
第一，资源硬约束日益加剧，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供给受到威胁。耕地、水资源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态资源要素，而人多地少水缺是我国基本国情。一方面，中国耕地面积一波多折，增减趋势复杂。1957～1995年，全国耕地年均净减少超过400万亩；1996～2008年，年均净减少超过700万亩；2012～2019年，年均净减少超过1000万亩，以上现象说明中国耕地保护形势严峻。另一方面，水资源供需矛盾制约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农业用水占全国用水总量的比重维持在60%以上，农业用水效率不高，节水潜力巨大。缺水的同时，全国水生态环境问题十分突出，北方部分地区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已超过100%，地下水位持续下降。从长期来看，中国水土资源紧缩，资源约束问题制约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
第二，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当前，农业资源环境的双重性污染严重制约了农业的健康发展。一方面，工业、城市生活等外源性污染已向农业和农村地区蔓延，《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达19.1%，农业生产区环境状况不容乐观。另一方面，农业内源性污染严重，过度使用化肥和农药等农业投入品，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过量使用，导致地表农业资源的污染越来越严重，增加了水土污染的风险。根据数据计算，“九五”时期到“十二”时期中国化肥施用强度分别是安全上限（225公斤/公顷）的1.16倍、1.29倍、1.50倍、1.60倍。农业作为一个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禀赋的部门，从长远来看，自然资源条件将严重影响到农业生产、农产品质量和生态环境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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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3.1 指标选取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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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指标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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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两阶段熵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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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分析
4.1 全国层面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分析
4.1.1 农业绿色发展综合水平的评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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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农业绿色发展分项水平的评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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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动态演进趋势

5.1 研究方法 
5.1.1 基尼系数双维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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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kernel 密度估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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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差异及结构来源
5.2.1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差异
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程度除个别年份轻微上升，整体上呈现波动下降态势，农业绿色发展逐步向优化均衡方向演变。样本期间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基尼系数年均下降2.59%，2020年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总体地区差距较2012年缩小了18.91%。这一特征与前文省际综合分析相符，中国农业绿色发展存在扩散效应，促进农业绿色发展跨地区协同提升，使得总体地区差距有所缓和。具体来看，2012～2016年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基尼系数出现反复的上升与下降。结合前文空间分布情况，东北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呈波动提升态势，而其它地区稳步增长，间接体现为农业绿色发展总体地区差异的波动。2017～2020年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基尼系数呈现出稳步下降趋势。2017年起，国家为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和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成为农业发展方式的战略目标，全国各城市绿色农业发展的步逐步加快。但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如火如荼展开，不同地市农业生态文明建设的边际成本递增，上行压力开始显现[83-84]，农业绿色发展总体地区差距的下降速度放缓。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农业基础较为薄弱的地区，往往具有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促进了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高水平收敛，进而缩小了农业绿色发展的地区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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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研究结论及农业绿色发展提升对策
6.1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农业绿色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对中国30个省份2012～2020年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的基础上，从综合水平和分项指标视角出发，动态立体地展示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的水平。首先，从全国、区域和省际三个层面对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评价结果进行综合分析；其次，利用区域差异分析法，从空间结构和指标构成两个维度，揭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及其来源；最后，深入考察中国30个省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分布形态及演变态势、转移概率及演进趋势，把握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的空间分布模式及动态演进趋势。从而为新时代全面落实农业绿色发展目标任务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本文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测度结果。
从全国层面来看，中国农业绿色发展全时期总体水平稳步提高。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综合水平由2012年的0.446提升至2020年的0.573，年均增长率3.18%，总体呈现出先快速增长后缓慢上升的变动态势。在分项指标贡献上，资源节约保育是首要组成部分，生态环境安全是重要组成部分，绿色产品供给是短板组成部分，生活富裕美好是主要驱动力量。从区域层面来看，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四大经济区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排名依次为东北＞东部＞西部＞中部。变动趋势上东北地区“一马当先”格局被打破，地区间出现“你追我赶”局面，农业绿色发展区域协调性增强。就三大功能区而言，三大粮食功能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排名依次为主销区＞主产区＞产销平衡区。变动趋势上主销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其它地区，三大功能区农业绿色发展地区差距加大。从省际层面来看，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呈现空间非均衡特征。按2012～2020年均值排序，浙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0.78）居全国首位。按水平梯队分类，省际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呈现多点多源多链条分布，具有促进农业绿色发展从增长极向周围不发达地区的扩散效应。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