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政府职能思考

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论文，本文从规划设计职能、统筹协调职能、公共服务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方面找出存在的问题，并以此提出西藏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政府职能优化建议。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意义与目的
1.1.1研究背景

行政管理论文怎么写？

在当今的社会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已成为乡村发展的关键任务，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农业农村的发展水平与人们对更加美好生活的期望息息相关。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纳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彰显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这一议题的高度重视。为把这一民生工程落到实处，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系列政策文件相继发布，并要求把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抓紧抓好。2021年我国有乡镇级区划38558个，其中，镇21322个，乡8309个，街道办事处8925个，乡村人口49835万人。民族自治地方县级区划数715个，总人口数19089.32万人。数量的庞大意味着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巨大需求。尽管与以往“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状况相比，我国农村人居环境状况得到一定改观，但与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相比仍存在差距。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在201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被提出来，以政策为导向，逐步加大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资金投入力度，在资金高效使用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与环境明显改善。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以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的综合治理为重点，把“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列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内容。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短板”。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指出了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8个方面的短板。其中，农村人居环境被作为一个专门的短板提出来。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印发的《2020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要点》中，为了促进农村厕所革命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中央财政将投入超过100亿元以鼓励和支持那些取得良好成效的地区。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作为2021年的一项重要目标任务。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作出了具体部署，其中包括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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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文献综述
政府角度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可从中外两个维度出发进行对比研究。围绕研究主题，以农村人居环境、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和政府职能等研究进行文献梳理，以下是具体的研究现状梳理情况。
1.2.1国外文献研究
（1）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研究
①农村人居环境理论发展的研究
国外关于人居环境的研究起步比国内早，始于城市规划学。19世纪，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这一理论更加完善，最终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人类聚居学。然而对于人居环境的研究，国外学者更倾向于将人居环境纳入城市发展的视野，以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城乡融合，其中具有开创性的代表人物有霍华德、格迪斯、芒福德和道格拉斯。
1898年，埃比尼泽·霍华德在《cities of tomorrow:a peaceful path to realreform》一书中提出“城乡结合”的概念，旨在构建一个既能体现城市特色又能体现农村特色的完美城市，以期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二十年后，帕特里克·格迪斯另辟蹊径，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了人、居住和地区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城市的发展和演变等，建议将城市和乡村都纳入城市规划，以解决城市人居环境问题。刘易斯·芒福德（1938）受埃比尼泽·霍华德的影响，注重以人为中心的城市规划，主张大中小城市结合、城乡结合、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结合，使人们的目光从城市转移到乡村上。人居环境学真正迈入学术领域始于20世纪50年代。道萨迪亚斯（1954）正式提出以自然环境、人、社会结构、建筑城市交通、通信网络5个基本要素为主要内容的“人类聚居学(ekistics)”的概念，“人类聚居学”正式成为一门学科，该学者还把人类聚居类型分为城市、农村两类，提出农村型聚居的特征。在道萨迪亚斯等人的不懈努力下，人类聚居学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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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相关概念界定
2.1.1农村人居环境
农村人居环境是指农村地区居民的生活空间，它涵盖了农村地区的各种生活元素，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吴良镛院士从宏观的角度，将人居环境归集为5个系统，即：自然、人类、社会、居住和其他支撑系统，他认为人居环境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地方，包括乡村、城镇和城市。作为一种经典的人居环境定义，其他相关研究也借此基础进行了深入探索和拓展。李伯华和刘沛林（2010）认为农村人居环境为农村人文环境，地理空间环境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逻辑关联。吕建华和林琪（2019）提出农村人居环境既包括气候条件、自然资源、区位特征的生态环境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所造就的宏观经济环境，也包括住宅、基础设施等硬环境与信息交流等软环境。张攀攀（2020）总结农村人居环境包括农村经济性基础设施、社会性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整治等方面内容。朱丽君（2021）农村人居环境乃农村基础设施、经济、自然活动、社交活动、社会服务及农村治理等多种要素在内的动态环境系统。
与城市人居环境相比，中国的农村人居环境更加复杂，所以在确定农村生活条件时，必须全面考虑到农村的实际情况。根据已有研究以及我国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行动中的内容分类，结合西藏农村的实际情况，本研究将农村人居环境定义为在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的空间区域内，由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服务系统、生态环境整治、社会网络环境等组成的有机整体。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由地方财政支农支出、主导产业类型及布局、人口从业结构和农民生活水平等因素构成（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恩格尔系数）。农村公共服务系统主要是指对农民提供文化教育、医疗、金融、居住、基础设施以及其他与服务有关的系统。农村社会网络环境是当地农村的传统习俗、制度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农村生态环境整治就是对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进行改造与治理，其中包括村庄道路，户用厕所，污水与垃圾等方面的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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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宏观视角的西藏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测评及影响因素分析
3.1西藏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基本情况
3.1.1农村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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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农村统筹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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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微观视角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村民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4.1研究设计
4.1.1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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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问卷设计与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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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西藏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政府职能存在问题与建议
5.1西藏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政府职能存在的问题
5.1.1规划设计职能
从宏观视角看，西藏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规划设计水平发展落后。其综合得分排名最低，五年间发展缓慢，在5年间4大治理水平综合得分的排名中长期分属第。规划设计水平落后是长期导致西藏自治区和西藏7地市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但是与青海省相比水平略高。这是由于村庄规划建设管理与村庄规划编制机制运行不顺畅，城镇化发展缓慢的原因。首先，西藏农村除了靠近市区、中心村居发展较好，大多数村居发展还相对落后。西藏村庄规划编制完成率低，到2020年也仅达到40%，即使近年来西藏各级党委政府与相关职能部门连续提出要建设“多规合一”村庄，如美丽乡村规划、村庄规划、自治区级生态村规划、旅游乡村规划等同时进行，农村功能互相补充，但真正落地执行的时候，各个规划不相协调，执行进行缓慢，面临职能规范缺位的挑战，从而影响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项目建设。其次，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重点关注方向是整个农村的建设任务的完成，很少会重视管理问题。规划建设管理因素是规划设计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结合规划设计满意度3.5886来看，管理出现了问题，会阻碍规划设计水平的发展。由于西藏地广人稀，特别是那曲市、日喀则市、阿里地区城镇化率低，农村占比大，乡村人口多，农村分布分散，自然条件恶劣，导致村庄管理不便。同时也能看出，西藏农村建设底子薄弱，这是因为乡村振兴任务尚且繁重，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的提升还需在这部分加强关注。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西藏要合理安排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财政支出，不应只着眼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空间版图的扩张，而应扎实做好农村规划建设，将规划建设管理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所需，充实乡村价值。此外，2020年西藏城镇化率35.7%，与全国63.89%、青海60.08%相比，进展只有一半，城镇化率偏低是当前全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大挑战。大量的农民工无法转为城市人口，导致城市化率低而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也低。以上原因使规划设计水平长期处于发展末尾，严重制约西藏自治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总体水平的提升。

5.1.2统筹协调职能

行政管理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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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结论与展望
6.1研究结论
近年来，关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然而，对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政府职能的行使却鲜有深入的探索。为此，本文采取了多种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综合评价法与比较研究法，以宏观和微观的视角，对西藏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政府职能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比较。通过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1.研究期间西藏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的变化大。总体上，2016—2020年西藏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且2020年与2016年相比，西藏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差异很大，治理水平提升得非常迅速。在2018年增长最快，治理水平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单项治理水平上，2016-2020年间，公共服务水平、社会管理水平和统筹协调水平的综合得分相对较高，规划设计水平的综合得分相对较低。整体的发展水平主要依赖公共服务水平、社会管理水平和统筹协调水平3个维度的发展水平拉动。西藏七地市互相对比上，从2016—2020年平均排名来看，那曲市排名第一，山南市第二，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较高。拉萨市、日喀则市、林芝市、阿里地区同列第三名，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相同。而昌都市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相对较差，位列全区最后。与青海省的对比上，从变动幅度来看，西藏与青海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总体上始终呈现出向上发展的趋势轨迹，水平差距不大。从斜率上可以看出，2016、2017和2020年青海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改善速度是优于西藏的。但是2018—2019年期间，西藏的综合得分大于青海的综合得分，说明在此段时间内西藏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改善速度反超于青海。
2.西藏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为生态环境、财政资金、公共安全、人民生活、规划建设管理。生态环境因素的权重最大，因此对西藏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的影响程度最大，在公共服务水平中有重要作用，推动了公共服务水平增长的引领趋势；财政资金因素对西藏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的影响程度其次。随着西藏各级党委政府财政资金支出的提高，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也得到了相应的提升；农村公共安全因素提升了西藏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水平，同时农村公共安全体系的建设推动了农村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西藏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受到人民生活因素的正向影响，这期间西藏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化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起到了良好的协同作用，民生不断改善；规划建设管理因素在五个主要因素中对西藏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的影响最低，但是对规划设计水平的影响程度最高，提高了西藏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规划设计水平。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