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mba论文，笔者认为从中国能源绿色消费转型动态过程来看，上层时局中绿色发展愿景所带来的下行压力和底层生态位中低碳创新集聚的上行潜力，两者合力形成推动“高碳锁定”的社会—技术体制开展根本性变革的转型动力。因此，促进转型动力的集聚加快高碳体制解锁变迁仍需要时局、社会—技术体制、生态位三个层面的进一步协同作用。
1 绪论
1.1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研究背景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是最大的化石能源消费国，为了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郑重承诺，达成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中国能源系统低碳转型势在必行。从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轨迹来看，中国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间矛盾已从“先污染后治理”到“边发展边治理”的历史阶段，进入到“经济环境双赢”的新阶段。近年来，中国各省市地区在大力建设发展清洁能源，强调提高电力、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对传统化石能源的替换比例，提升各地能源绿色消费水平，引导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已初显成效。“十三五”以来，中国能源结构持续优化，能源转型成效显著。“十四五”时期更是中国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构建新旧能源融合供求体系，加快能源系统调整以适应清洁能源的大规模发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提升能源绿色消费水平，进而推动中国能源转型。能源绿色消费转型是中国能源系统转型的核心环节也是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的重要任务。因此，评价中国能源绿色消费转型情况，把握中国能源绿色消费转型的本质以及能源绿色消费转型的整体进度与演变特征，探究中国能源绿色消费转型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对中国能源转型具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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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文献综述
1.2.1能源绿色消费转型研究视角
随着生态环境恶化、能源资源枯竭问题导致经济高速增长与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能源绿色消费转型逐渐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对能源绿色消费转型的研究视角愈发丰富完善，趋于多向化。
其一，从能源绿色消费与经济增长关联性视角出发。apergis等考察了全球80个国家在1990—2007年期间的清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清洁能源消费对实际gdp存在积极影响。pao等研究了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韩国和土耳其等国家新兴经济体清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认为节能政策短期内对能源依赖型国家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inglesi-lotz等认为增加清洁能源消费比例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反馈，且有利于提升环境效益。张晓娣基于olg-cge情景模拟分析可再生能源对经济增长影响，认为清洁能源份额提升短期内推动价格上涨从而抑制经济增长，但长期将推动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从而拉动经济增长。齐绍洲等应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清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门槛效应，发现能源转型存在经济代价，提高清洁能源消费和补贴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的非线性影响。shahbaz等探讨了38个清洁能源消费国1990年至2018年间清洁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超过58%的国家清洁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除了上述研究能源使用绿色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外，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增长也会对能源绿色消费产生影响。例如，sadorsky等为一组新兴经济构建了两个清洁能源消费和收入相关的实证模型，发现人均gdp增长对人均清洁能源消费具有积极的统计显著影响。马丽梅等通过跨国比较研究中国的能源转型与经济发展关系，认为人均收入水平及一定的产业结构基础是能源转型的重要条件。钟海等基于中国30个省份32年的面板数据探讨中国清洁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可能影响，认为清洁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非线性影响，并存在地区差异，高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清洁能源消费将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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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2.1理论基础
2.1.1可持续转型
可持续转型的实质是能源、交通、建筑、农业等社会—技术系统中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造成的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资源枯竭等环境问题已无法通过现有渐进式创新和修复的技术手段解决，而需要社会—技术系统开展根本性、颠覆式的转型。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政策制定者和领域内学者逐渐意识到解决社会中更加复杂和长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根本不同的治理方法和政策方案，便开始积极寻求克服环境污染和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的解决方案。最为突出的是，荷兰政府对技术研究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减轻环境压力方面的潜力进行了有力支持，为可持续转型研究提供了契机。但后续研究发现，对现有技术进行修复和改进不足以克服紧迫的全球可持续性挑战，取而代之的则是需要更有效的激进创新，不仅要求开发新的技术，还需要改变用户偏好（如消费）、成立新的机构（如监管、服务）以及其他社会—技术系统要素的改进（如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文化等）。因此，研究人员在演化经济学、环境科学和可持续性研究成果基础上逐渐形成可持续转型理论，旨在理解技术发展与社会发展和环境后果间的动态联系，并建立一个跨学科跨领域的可持续性转型研究网络（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research network，strn）。随着可持续性转型研究的迅速发展，strn网络中的研究地域已扩展到欧洲以外的包括亚洲、非洲和美洲等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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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研究方法
2.2.1熵权topsis法
熵权topsis法是基于标准化的原始数据矩阵，根据各评价指标变异程度来确定指标内含信息量大小，进而确定各指标权重的评价方法。熵权topsis法分为两个阶段，首先通过熵权法计算得到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并且将评价指标数据与权重相乘得到权重矩阵，对权重矩阵进行topsis法计算得到相对接近度(????????????????)????????值，(????????????????)????????值越大，表明综合水平越高。
空间自相关是指同一个变量在不同空间位置上的相关性，是空间依赖的一种度量。空间自相关使用全局莫兰指数和局部莫兰指数两种指标进行衡量。全局莫兰指数用于探测整个研究区域的空间模式，使用单一的值来反映该区域的自相关程度；局部莫兰指标计算每一个空间单元与邻近单元就某一属性的相关程度。
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sem）又称为空间残差自回归模型（spatial residual autoregressive model，srar），所研究地理空间单元的因变量与相邻区域的因变量取值相互独立，因变量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但是相邻研究区域间的同一种解释变量存在空间自相关性，表明模型中的残差项不满足独立性，因此空间误差模型主要测量了相邻区域的因变量的误差对所研究地理空间单元的因变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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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能源绿色消费转型现状分析
3.1中国能源绿色消费转型的愿景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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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中国能源消费模式的高碳锁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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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能源绿色消费转型评价
4.1中国能源绿色消费转型的本质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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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中国能源绿色消费转型评价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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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能源绿色消费转型影响因素研究
5.1研究设计
5.1.1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知道中国能源绿色消费转型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受到多维因素的影响，基于多层动态分析框架（mlp）并结合前文构建的综合指标体系，拟从6个维度选取城镇化、低碳产业结构、能源新基建、科学技术发展、能源高碳消费、城市绿化对中国能源绿色消费转型的空间效应进行考量，如表5-1所示。（1）用城镇化率表示城镇化水平，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向第二、三产业集聚，可以加快城市工业化进程以及提升城市能源消费需求，进而影响城市能源绿色消费转型；（2）采用第三产业增长值占gdp比重表示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优化有利于协调能源供求关系，促进能源利用效率，保证能源资源合理配置，从而影响能源绿色消费转型；（3）能源新基建由能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表示，能源基础设施是能源生产与消费的必要物质基础，也是能源绿色消费转型的关键支撑；（4）采用r&d内部支出来表征科学技术发展，科研资金的投入为能源绿色消费转型在新技术、新设备、高端人才引进方面提供了资金支持；（5）能源高碳消费由煤炭消费量表示，煤炭是能源消费的主要物质内容，高碳化的能源消费模式将对能源绿色消费转型产生重要影响；（6）城市绿化可以反映地方政府对解决城市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视程度，提高城市绿化覆盖水平可以能源消费过程中产生污染物进行吸收分解，从而影响能源绿色消费转型。

5.1.2计量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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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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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及建议
6.1研究结论
通过对上述两方面问题的解答，形成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
（1）中国能源绿色消费转型的现状。宏观愿景与长远目标为中国能源绿色消费转型提供顶层设计与动力来源，体现在可持续发展愿景与目标和能源安全困境和现状两个方面。中国能源消费模式呈现出高碳能源依赖型，体现在能源结构单一、经济增长模式高碳化两个方面。能源政策驱动与能源技术驱动为中国能源绿色消费转型提供创新驱动。中国能源绿色消费转型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巨大的组织变革。这种变革的顶层设计和动力源自于宏观愿景和长远目标，这就要求政府及相关社会主导群体有清晰的愿景和坚定的决心，以引领和推动整个社会向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变。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解决能源安全和经济增长模式的矛盾，提升问题解决和决策能力。其次，从战略管理的角度看，中国能源绿色消费转型的战略驱动力来自于能源政策和技术的创新。政策驱动反映了政府等相关参与者利用其在规则制定方面的优势，以推动和引导绿色消费的发展。而技术创新驱动则体现了组织在知识和技术方面的竞争优势，通过技术创新来推动绿色能源的应用和发展。
（2）中国能源绿色消费转型的本质。从社会—技术转型视角来看，能源消费系统在上层绿色发展时局、中层“高碳锁定”的社会—技术体制、底层低碳创新生态位三个层次间协同作用过程中实现转型。其中，时局指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主流话语（如碳达峰、碳中和、能源安全等），主要作用是迫使社会—技术体制“高碳解锁”以及为生态位中的低碳创新提供发展愿景。社会—技术体制指由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科学技术、消费市场、环境规制6个维度互联形成的动态结构，当前能源消费系统仍以传统化石能源为主导能源，因此社会—技术体制处于“高碳锁定”状态。生态位指为低碳创新提供孵化和发展的“保护空间”（如清洁能源示范项目），以避免低碳创新在发展初期就遭受来自主流市场竞争机制的冲击。因此，中国能源绿色消费转型的本质是以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为主导能源的“高碳锁定”社会—技术体制，向光伏、风能等清洁能源为新主导能源的“低碳锁定”社会—技术体制解锁变迁的动态过程。从变革管理的角度来看，能源消费系统的转型实质上是一个大规模的社会—技术变革。这种变革发生在社会的各个层次，包括上层的可持续发展愿景，中层的高碳锁定的社会—技术体制，以及底层的低碳创新生态位。这种变革需要政府等主导管理者有清晰的愿景、坚定的决心，以及创新的手段。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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